2025年1月4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及2025“三农”形势研讨会在北京顺利举办，此次研讨会由上海财经大学城乡发展研究院与上海财经大学北京研究院联合主办。
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农村经济发展研究所党委书记、研究员杜志雄，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二级研究员、产业所原副所长姜长云，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白军飞，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产业经济研究室主任、研究员钟钰，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高鸣，中国人民大学人才办副主任、教授田晓晖，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唐建军，北京大学中国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长聘副教授侯玲玲，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周扬等专家学者与会。与会专家聚焦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就2025年的“三农”形势进行了讨论，交流观点。
会议由上海财经大学发展规划处处长、城乡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张锦华主持，上海财经大学北京研究院执行院长余典范教授介绍了北京研究院的情况和会议背景，最后由上海财经大学资深教授、城乡发展研究院院长吴方卫进行会议总结。
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农村经济发展研究所党委书记杜志雄研究员：
2025年是“十四五”的收官之年，也是脱贫攻坚五年过渡期的最后一年。“三农”工作的好坏对于“十四五”目标实现的决定作用、对经济社会整体发展的定盘星作用将更加凸显。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是农村工作会议释放的信息看，2025年“三农”工作将在稳中求进的总基调下，重点围绕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以及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两大底线任务，在深化改革、积极发展乡村富民产业，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壮大县域经济等等与农民增收关系紧密的方面下大功夫。
实现2025年“三农”工作目标上需在拿出切实可行的措施。这其中，首先要在启动实施中央统筹下的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调动粮农和主产区积极性上迈出新步伐，其次是在统筹建立农村防止返贫致贫机制和低收入人口、欠发达地区分层分类帮扶制度保障过渡期后政策相接上实现新作为，第三要在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整体提升“藏粮于地”上提升新标准，第四要在顺应人口变化趋势，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与新型城镇化有机结合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上取得新进展，最后要在探索闲置农房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盘活利用的有效实现形式寻求新突破。
做好2025年的“三农”工作，要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同时要坚持从农村实际出发，尊重农民意愿，发挥农民主体作用，要尽可能保持农民参与度、满意度的同步提升。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二级研究员、产业所原副所长姜长云：
要联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深刻理解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这有利于增强做好2025年“三农”工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如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较好地体现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守正创新、先立后破，系统集成、协同配合等精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2025年要重点抓好九项重点工作，做好2025年“三农”工作在这九条都要注意有效对接。其次要聚焦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健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长效机制。如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这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关于粮食安全的决策部署不仅重视当前具体的政策调整，更要注意长期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如“健全粮食生产支持政策体系”“完善农产品贸易与生产协调机制”“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此外，要关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的一系列具体创新。如之前提出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今年提出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今年提出启动实施中央统筹下的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完善农产品贸易与生产协调机制”，强调粮食生产政策、流通政策与贸易政策协调。今年提出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白军飞教授：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明确指出，2025年，要坚决扛牢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任，持续增强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这充分说明，保障粮食安全仍是我国新时期各项农业改革和制度安排的重中之重。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需从多角度入手：
一是继续优化和完善各种强农惠农支持制度，不断强化农业科技与装备支撑，稳定提升我国农业生产端的供给韧性；二是要科学论证和定义粮食安全保障水平，这既有利于全社会集聚力量保障目标的实现，又有利于避免各类资源不必要的消耗；三是在不断夯实生产端之外，需更加重视供给链的运行效率，千方百计减少食物损失与浪费；四是充分利用国际贸易，特别是要重点关注农产品出口潜力的挖掘，这方面政府可以采取更积极的经济手段和对外援助，在进出口两端都能发挥作用，以增加我国主要农产品国内市场供给的弹性与韧性；五是粮食安全要以人民群众对美味、营养与健康的需求为中心，因此，需高度重视从需求端进行科学干预与引导，并充分借用市场的力量，理顺并持续推动需求导向型的农业供给侧改革。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产业经济研究室主任钟钰研究员：
2024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千方百计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2024年前三季度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6.6%，同比降低1个百分点。农民收入能否持续快速增长，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一环，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中心任务。目前我国面临经济增速放缓，带动农民收入增加的新的增长点动能不足。当前，破解农民增收慢的重点要多措并举，一是增加农业补贴，提高补贴的指向性、精准性、实效性，保障农民获得合理收益；二是延伸产业链条，协同产能提升产业增效，让农民在价值链中更有地位、更多分享增值红利；三是依托“两重”加力、“两新”扩围的契机，注重防范缓解智能替代冲击，适度减缓智能替代，促进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四是调控农业进口，增强农业系统韧性，加快建立农产品贸易与国内生产之间的协调机制，避免因国内外农产品价差倒逼形成的过度进口冲击国内生产，保护农民增收空间。
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高鸣研究员：
乡村振兴，人才先行。乡村工匠队伍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各方主体深度协同持续推进。高水平推进乡村工匠培育，未来还应该着重做好以下方面工作：
一是扎实推进乡村建设行动。加强乡村工匠人才队伍建设，首先是要补齐乡村在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等方面的短板，特别是要做好道路交通设施与网络信息设施建设，打通产品、信息的双向流通渠道，促进城乡区域之间的人才双向交流，让老一辈乡村工匠“留得住”、新一代乡村工匠“愿意来”。
二是创新构建多元培育机制。各地应当广泛探索政府、高等学校、职业院校、培训机构、乡村工匠工作站、企业等多方协同的乡村工匠培育机制，采取线上与线下相联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培育方式，特别是要培养年轻人对传统技艺的兴趣和热爱。
三是努力提供多样培训内容。针对部分乡村工匠创新创业能力、市场竞争能力偏弱等问题，各地在乡村工匠培育中应注重将传统技能技艺与艺术设计、经营管理、信息技术等内容适当融合，逐步提高乡村工匠的综合素质能力，培育高水平大国农匠。
四是逐步完善激励保障机制。落实好乡村工匠“双百双千”培育工程，发挥乡村工匠领军人才作用。因地制宜探索实施乡村工匠的职称评审，按类型、分层次开展资格认证，增强乡村工匠的职业认同感和归属感。鼓励乡村工匠创办特色企业，并在土地、财税、金融等方面予以政策支持。
中国人民大学人才办副主任田晓晖教授：
“善于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这既是出于国内外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因素增加背景下确保粮食安全的必然要求，也是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在粮食安全领域的应有之义。当前全球农产品市场面临的挑战更加复杂多变。
从宏观经济角度来看，2024年9月以来，美联储多次降息，多数世界主要经济体也纷纷下调了基准利率，全球货币政策呈现出明显的宽松化趋势。带动全球对大宗农产品需求的增加，造成国际市场价格预期的提高，也会对国内市场产生传导效应，相关市场参与者可能调整提高其价格预期。同时，美联储降息通常会导致美元贬值，从而对人民币产生升值压力，降低中国进口大宗商品的成本。面临价格波动预期，为保障供应的稳定性与价格的相对合理性，确保农产品市场的平稳运行，有关部门应充分利用宏观调控手段，通过推动各类农产品储备协同运作，利用储备调节的“稳定器”功能，熨平市场波动。
从新时期的中美贸易博弈来看，由于中美农业在资源禀赋和产业结构上具有高度互补性，在中美贸易摩擦中，农业往往成为重要的博弈领域。面对美国可能发起的加征关税等“极限施压”行为，中国应从宏观经济战略和产业发展全局出发，以更加灵活、冷静的态度加以应对，避免陷入被关税威胁勒索的被动困境。倘若贸易战“不得不打”，则需基于深入的经济分析和战略考量，精准选择反制的领域与行业，最大程度降低贸易摩擦对自身经济的负面影响，维护国家的经济利益和产业安全。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唐建军教授：
近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果，通过土地整治形成了设施配套、道路通畅、集中连片、高产稳产的基本农田，不仅改善基础设施条件，而且缓解了土地细碎化程度，提升了农田产量。在充分保障农户种植利益的前提下，高标准农田建设显著提高了土地流转租金，促进了农户财产性收入增加。更重要的是，高标准农田建设吸引了更多的种植大户、农业经营公司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进入，推动了农业生产方式转变，促进了村集体经济增收。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目前全国已累计建成10亿亩高标准农田，19.18亿亩耕地超过一半是高标准农田。按照《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2021—2030年)》规划，到2030年将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12亿亩，累计改造提升高标准农田2.8亿亩，以此可以稳定保障粮食产能1.2万亿斤以上。然而，高标准农田建成后的管护制度尚处于探索阶段，管护责任未能有效落实，管护措施和手段薄弱，重建设、轻管护的现象仍然存在。唐建军教授根据自身调研掌握的情况，凝练出县级财政托底模式、新型经营主体管护模式、村集体经济收益兜底模式、保险管护模式、市场化管护模式等多种高标准农田管护模式，并基于此提出了提升高标准农田管护的政策建议。
北京大学中国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长聘副教授侯玲玲：
粮食安全一直以来都是我国三农工作的重中之重。会议强调，“要坚决扛牢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任”。作为学者，我们有责任进一步研讨粮食安全的内涵和外延。除了稳定粮食播种面积、提升粮食作物单产水平、优化粮食作物合理布局、加强防灾减灾能力建设等措施外，还应高度重视农业投入要素的安全问题，例如化肥、农药、水资源和种子安全等。学界应加强对未来粮食需求的预测，特别是在考虑人口趋势、经济发展水平和国际形势等因素下，精准测算未来粮食的需求总量与结构，以需定供，有利于指导农业生产布局。此外，增加经营收入和工资收入农民增收的两大主要来源。会议强调，“完善联农带农机制，促进农民增收”。小农户如何对接大市场，一直是学术界的关注焦点。然而，在如何实现有效的联农带农、如何实现农产品优质优价等方面，仍需要深入研究。此外，农民工的基本权益保障问题，也是社会各界和政府部门高度关注的议题，未来需要通过政策创新和社会协同，共同推动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周扬教授：
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是适应农村人口快速变迁的必然选择。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农村常住人口从2000年的8.1亿减少到2020年的5.1亿，2023年进一步减少到4.77亿；预计到2035年，农村常住人口将减少到3.33亿，2050年减少到2.67亿。2020年我国农村常住人口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为17.72%，预计2035年和2050年该占比将分别达到26%和30%左右。2023年全国耕地面积19.29亿亩，按当前耕地面积计算，我国农村人均耕地面积将从2023年的4.77亩增加到2035年的5.79亩，2050年将增加到7.22亩。过去20年虽然我国实施了大规模的土地整治和高标准农田建设工程等来补充耕地数量、提升耕地质量和保护生态环境，但耕地细碎化问题仍然较为突出。据测算，2000年全国有702万块耕地地块，2021年耕地地块数减少到了640万块，其中内蒙古扎兰屯市的猎民村耕地地块为1894块，新疆沙雅县墩阔坦村和西藏安多县色务乡巴姆罗宗村耕地地块超过了1400块。农村人口快速减少和快速老龄化背景下，推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是应对农村人口快速变迁的必然要求。此外，未来30年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和农村人口的不断下降，我国农村空心化问题会变得更加突出，农村人地关系不可避免会发生显著变化。在农村人口快速变迁背景下，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过程中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投资建设需要充分考虑农村人口变化规律。
上海财经大学发展规划处处长、城乡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张锦华：
2025年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要发挥政策性农业保险等金融要素的作用。政策性农业保险在保障粮食安全三位一体”政策体系中占据着核心位置，相较于传统直接补贴容易转嫁至地租的弊端，政策性农业保险可以更有效地瞄准实际生产者，展现出更明确的政策导向，在减少生产风险、保障种粮农民收益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尽管如此，目前政策性农业保险在保障种粮农民收入方面仍面临一些挑战，包括保障水平不足、理赔机制不够完善、产品体系不够丰富等问题。为此，建议增量补贴进一步向农业保险倾斜以提高保障水平，同时完善精准理赔机制、优化保险产品体系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