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1月1日，由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农村财经研究会共同主办，上海财经大学城乡发展研究院、北京研究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共同承办的“落实‘十五五’规划要求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专题研讨会在京召开。
会议由上海财经大学发展规划处处长、城乡发展研究院院长张锦华教授主持。中国农村财经研究会会长、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原司长符金陵，上海财经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刘庆生出席会议并致辞，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农村经济发展研究所党委书记杜志雄研究员、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姜长云研究员、中国农业大学国家农业市场研究中心主任韩一军教授、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李谷成教授、北京工商大学党委常委、宣传部长倪国华教授、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赵芝俊研究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国家粮油信息中心主任王晓辉研究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申学锋研究员、上海财经大学北京研究院执行院长余典范教授等相关专家参会，聚焦“‘十五五’乡村振兴思路与财政支持路径”展开深入研讨；最后由中国农村财经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市财政局原二级巡视员卢华做会议总结。
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农村经济发展研究所党委书记杜志雄研究员：
“十五五”时期财政支持应围绕乡村产业、乡村建设、乡村治理三大工作展开。针对“十五五”时期乡村形势面临的一系列重大变化，财政政策制定过程中应加以考虑。第一，随着中国人口数量拐点的到来，乡村人口总量将持续减少，且老龄化程度将不断加深，财政政策需要适应这一人口结构变化。第二，在产业支持方面，农业仍是乡村最基础、最重要的产业，也是亟需财政支持的产业。“十五五”时期农业面临着保障粮食安全和满足高质量农产品需求的双重任务。针对传统农业生产补贴存在的部分问题，例如补贴漂移等，“十五五”时期财政扶持的手段、方式和路径要有所不同。第三，要注重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主体的培育。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改革取向，就是允许农村人口带着农村权利进城，这意味着将来会有一批生活在城里、但在农村拥有土地等生产资料的“不在地的承包户”。为了避免生产资料闲置，要加快土地流转步伐，着力培育适度规模经营主体。
国家发改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原副所长姜长云研究员：
农业规模经营包括土地规模经营和服务规模经营两种途径。在大国小农的基本国情下，服务规模经营的重要性更为突出。农业政策既是产业政策，也是社会政策，除效率导向外，还要从人口角度考虑。“十五五”期间是联农带农难度最大的时期，需特别注意完善联农带农机制，推动土地规模经营和服务规模经营并存发展、竞争发展，重点激活农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此外，“十五五”时期农村人口老龄化加速，且老龄化快于城市。为此，必须处理好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与构建新安全格局的关系，重点关注农村养老尤其是农村失能老人的养老服务问题。同时，在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要坚持一个引领、守住两个底线、聚焦三个重点、夯实两大支柱。
国家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产业经济共性技术创新团队首席、中国农业大学国家农业市场研究中心主任韩一军教授：
要系统认识“十五五”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目标定位。针对学习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强调了三个方面。一是关于“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需统筹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四个农业的关系。其中，科技农业是现代农业的重要支撑，绿色农业是现代农业的重要底色，质量农业是现代农业的重要基石，品牌农业是现代农业的重要标志。二是关于“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要处理好乡村建设和产业发展二者关系，注重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使农村土地规划、硬件设施、软件建设（如教育、医疗等）均实现质的飞跃。三是关于“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我国农业支持政策已从被动遵循国际规则转向主动完善，但提升政策效能、增强制度协同仍是当前的重点任务。
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李谷成教授：
科技农业应是公共财政重点的支持方向之一。当前我国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超过60%，但与欧美发达农业国家仍相差近20个百分点。科技对产出增长的贡献包括三个维度：其一是在既定投入条件下，扩大了技术前沿面，因此要支持新型技术的研发和突破，如无人机播种、水肥一体化技术等；其二是生产要素优化、要素配置效率提升，如灌溉领域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用水效率的提高，精准施肥、病虫害防控等成熟技术的推广和普及；其三是现代信息技术的赋能，如大范围的生产托管等。与此同时，在实践路径方面，一是应加强农民技术培训；二是要支持生产资料智能化和绿色化升级；三是支持种业发展，如建设种质资源库、发展基因编辑和分子育种等；四是支持新应用场景建设。
北京工商大学党委常委、宣传部长倪国华教授：
实现乡村振兴需要推动城乡要素双向流动。一方面，农民可以带着农村权利进城；另一方面，在保障农民权益的前提下，还要促进人力资本等要素向乡村流动，激发乡村发展活力，通过盘活乡村生产要素，通过建设统一大市场实现共同富裕。同时，财政支持路径要突出效率、效益与效能。一是加强财政补贴投入；二是财政应着力解决要素流动带来的风险问题，推动弱势群体权利均等化，让农民无后顾之忧；三是财政资金应聚焦提升第一产业效能，建设不依赖劳动力、具有竞争力的现代农业体系，实现劳动力“流出”、其他要素“流入”；四是财政投入应优先支持农民需要的基础设施建设。在此过程中，要注重科学规划，强化激励相容。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二级研究员、中国技术经济研究会农业技术经济分会理事长赵芝俊：
应通过多元化财政投入来加强品牌建设。政府要聚焦有前景、有潜力的产品，完善产业基础能力建设和发展规划，确保形成一定规模；同时，财政应支持农产品功能成分的研究、挖掘、鉴定和定价标准等工作。第三，质量农业建设方面，质量提升的重要抓手是管理主体的培育，同时还需加大设施设备投入，延伸和完善产业链条。第四，关于绿色农业，可降解地膜的研究与推广是未来重要方向，要实现财政投入与政策激励并重，注重调动农民积极性，促进绿色生产方式的普及。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国家粮油信息中心主任、首席分析师王晓辉研究员：
从粮食工作的角度而言，乡村振兴的核心是让农民通过农业实现收入增长。未来“十五五”期间，我国将面临三个重大形势变化：一是消费达峰。我国主要农产品消费已基本达峰，达峰不是瞬间拐点，而是增长趋缓的阶段。因此，未来农业生产应更加注重产能、品质和多样化，而非单纯追求产量，财政补贴方向也应由“补产量”转向“补产能”。二是贸易环境变化。粮食安全观提出“以我为主、适度进口”，未来我国粮食进口将呈现“增速放缓—规模下降—结构调整”的趋势。受国际国内市场联动影响，部分农产品进口将受到其国内需求情况影响。三是人口老龄化。随着科技进步，农业生产效率将与工业部门趋向一致，农业劳动力数量将持续减少。未来的财政补贴应更多用于改善退出农业人口的生活条件，促进其实现生活富裕。
中国农村财经研究会秘书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申学锋：
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前置条件和必备条件。农业现代化主要解决农业产业现代化问题，要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农村现代化则通过乡村建设解决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问题，改善人居环境，更要提升乡村文明程度。关于财政支农。从规模上看，支农资金由扶贫资金转为衔接资金，规模持续增长；结构上，粮食和贸易问题都很重要，为鼓励粮食生产，国家推行主产区、主销区横向补偿机制。此外，随着城镇化加快，还需落实“钱随人走”原则，强化多部门协同。
上海财经大学发展规划处处长、城乡发展研究院院长张锦华教授：
现代化产业体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建议》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摆在分论第一部分，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在现代化产业体系里面具有基础性和支撑性作用。这次会议指出传统产业是我国产业体系的基本盘。农产品的生产、加工等大多数属于传统产业，需要在这个领域持续发力。同时，会议还强调围绕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建议》在前瞻布局上明确提出，推动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其中，生物制造与农业密切相关，其应用渗透农业生产的全过程，比如通过零废弃、低能耗、新肥料等技术，推动农业的绿色低碳转型和可持续发展。
上海财经大学北京研究院执行院长余典范教授：
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是产业的简单堆叠，而是构建有机协同、持续迭代的产业生态系统。要通过智能化、绿色化等技术赋能改造，盘活存量资源，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夯实经济“压舱石”。其中，现代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其现代化改造尤为关键；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创造增量，形成新的增长极，构建全球竞争优势；前瞻布局未来产业肩负着抢占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制高点的战略使命，是赢得未来发展主动、保障国家安全的根本支撑。
